
有两段关于贝九的故事至今令人印象深刻。1822年,距离《第八交响曲》完成10年后,维也纳人迎来了新的音乐宠儿罗西尼。贝多芬虽然认可罗西尼的天赋(他曾劝告这位年轻人除了喜歌剧什么都不要写),但十分看不惯这种风气,“罗西尼简直被你们捧上了天!”遂决定在柏林上演自己的新作《庄严弥撒》和《第九交响曲》。这时候奥地利的艺术爱好者和赞助人联名请愿:“虽然贝多芬的名字和作品属于全人类,属于任何一个崇尚艺术的国度,然而奥地利有权将其首先作为自己的财富……”
1824年5月7日,贝九在维也纳首演,发生严重失误。据说问题出在第四乐章的声乐部分,歌手此前在排练(仅仅两次)时要求改得容易些,贝多芬一口回绝,女低音翁格尔当面称作曲家是“统治所有嗓子的暴君”,“好吧,我们必须在上帝的名义下继续折磨自己了”。即使如此——歌手们省略高难的声乐演唱,这部作品还是在三位指挥的领导下引起了轰动。在某一刻,有人说是第二乐章后,女低音翁格尔拉了拉贝多芬的袖子,让一直盯着乐谱打拍子的作曲家转身,看看他听不到的掌声与喝彩。有记载称,现场观众立刻要求再来一遍,乐队重复演奏了第二乐章,观众发出四次欢呼,当爆发第五次欢呼时,警长在音乐厅大声吼道:“肃静!”
贝九为什么影响巨大?除了音乐上的成就,用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说法是:“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因而贝九超越了国界、种族、文化以及意识形态。
在贝九诞生100多年后的1935年,贝九终于由上海工部局乐队组织号称300多人包括合唱团的阵容,在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指挥下,完成了中国首演。1959年10月1日,为献礼国庆10周年,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及合唱团完成了贝九中文版首演,唱片录制于1959年7月5日。1983年5月,中央乐团在李德伦、韩中杰、陈燮阳和严良堃指挥下在国内首次公演了贝多芬全部交响曲,法国“音乐之春”(Printemps Musical)唱片公司还作了实况录音,成为中国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2008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80周年,陈燮阳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在上海音乐厅以5场音乐会再次推出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
最新出版的录制于2017年8月9日国家大剧院的现场贝九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家发扬传统的新的里程碑。
贝九第一乐章开头部分有如混沌初开。大剧院管弦乐团在总监吕嘉指挥下沉着稳健,将作品的庄严性完成地坚定、严谨,没有渲染神秘莫测的意念。铜管声部、木管声部与弦乐声部非常平衡,完全服务于指挥给予的指示,就像身负使命的探险队,一丝不苟。
第二乐章改变了传统交响曲中间乐章慢板的设定,具有迎难而上、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精神,非常考验乐团对反复的表现力。大剧院管弦乐团依然保持了不变应万变的节奏,该发力时亦从容不迫。大管独奏、圆号独奏、双簧管独奏、定音鼓几位乐手均有高水平发挥,将该乐章表现得严肃活泼。观众、乐迷不难从中听到吕嘉指挥忘情的哼唱。
第三乐章以慢板示人,是这部交响曲的神来之笔,仿佛天国降临在每个人心中,安慰著遍体鳞伤的勇士。第一主题的温情与从容,第二主题的迂回上升,有如晨雾般蒸腾向上,自由飘散。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弦乐声部仿佛一把小提琴,娴熟地完成了贝多芬所要表达的向往与安宁,并为末乐章最后的战斗胜利做了铺垫。
不间断地进入第四乐章后,振聋发聩的强奏发起决战。前三个乐章的主题渐次浮现,好像述说着战斗的意义与意志,接着欢乐颂主题奏响。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吕嘉的微笑中越来越强烈地阐释出贝九的光辉。当世界著名男中音李晓良唱出现“啊,朋友们,不要这些声音!让我们用更加愉悦和欢乐的曲调代替它”,引出合唱以及其他独唱,第四乐章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在这个乐章中,以“欢乐”为结果、克服黑暗的过程是贝多芬最感人的地方。大剧院合唱团从“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到“上帝就在那星空上”唱出了战场上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人们相信在人世间不仅有黎明之前的黑暗,也有冬天去了春天不远的希望。
这张大剧院版贝九无疑为今后更加富于变化和个性的贝九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它足以说明中国听众和音乐家对贝九之爱不亚于任何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