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想过这一拍，拍了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足可作一部大历史的统整追叙，或一段可歌可泣的抗争纪实。但黄惠侦的镜头始终平静。视线在外头绕一圈，最后还是回到那个家。
家是什么？是昏暗老房和牵亡现场，两点一线的每日来回。十岁时妈妈带她和妹妹逃离家暴的父亲，为了生计，她国小三年级后就离开学校，随妈妈一起投入阵头工作，对未来的想像只有“长大后就去歌仔戏班，或当乐师，薪水又好又轻松”。日子苦不打紧，但某次长辈随口直说妈妈“喜欢查某人，是变态”的一句话，却彻底颠覆她的世界。
单亲，牵亡人员，女同志母亲，辍学小孩。深具边缘象征的词汇贴满她的家庭。直到20岁那年杨力州替公视制作影片，前来采访牵亡现场，她才认识什么是纪录片。“这社会看待你就是不一样，但他们不认识我，为何可以把我讲成就是那个样子？”恰逢当时摄影机已经相当普及，她开始去社区大学上课，尝试拍摄自己的家庭，“透过这台小小的机器，可以讲讲我是谁，拥有自己的诠释权。”
重拾摄影机，为圆满一段关系而拍
纪录就这样断断续续展开。但妈妈在家里是沉默的。很长一段时间黄惠侦怀疑母亲其实不爱她，不然怎会和她无话可说，到外头却变一个人，欢颜畅谈，结识好几任女友，甚至花大钱在她们身上？虽然始终住一起，母女犹如各站天秤一端，只能勉强维持平衡。直到黄惠侦自己有了女儿。看着懵懂的女儿一点点长大，她忽然惊觉岁月其实不停流逝，她变老，母亲更老，彼此还剩多少时间？
“20岁时，我还在找自己是谁，所以很在意社会给的标签。可是后来已经知道自己是谁，标签不再是困扰。即便动机不同，还是想把这部片完成。那对我的意义比较大。”直到此刻，黄惠侦才换上导演视角，准备说一个完整故事。恰逢2012年底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同志议题再度浮上台面，她发现这部片的另一层意义：说出她们的日常，分享给更多关心或对同志陌生的大众。
能说出口的，就不再是问题
从年轻时憎恨母亲的冷淡，后来同理为人母的难处，最后反过来展开属于两人的对话。开口是最难的，片中经常看见妈妈挥手说“不要再讲了”。但黄惠侦认为，就算过去的事情已成定局，只要说出来，都会有改变。最长的一幕，两人在餐厅各据一方，道出多年前的心结，语毕妈妈离席，摄影机还在录，而她一人坐在桌边不停哭泣。“拍这部片改变最大的是我。”她说，“过去我们都各筑一道墙，讲开来才发现，啊，其实都没必要。”
为了分别在电视台和戏院播映，黄惠侦剪了54分钟的《我和我的T妈妈》与89分钟的《日常对话》两种版本，前者以牵亡贯串，尚带点激动的情绪，后者则更完整呈现包括母亲、舅父、女友们、妹妹、侄女等家人们的访问，平实而饱满。最后一段幼小的女儿撒娇问黄惠侦的母亲爱不爱她，母亲回“我嘛爱你”，像替多年的冷战划下句点。电影不但夺下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许多观众也给予温暖的回馈，让母亲和家族长辈更正面看待过去不敢言说的同志话题。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
虽然讲的是私人经历，却可能和很多人的生命经验重叠。黄惠侦过去在劳工协会和中国时报工会工作的历练告诉她，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大环境的缩影。她的镜头接下来要转向三莺部落，观看这一群从乡下来都市讨生活，却连房子都租不起，最后长期寄居于桥下的原住民。“但不管拍什么，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我们其实没有相去太远，甚至在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不管主题是原住民或移工，我都觉得是在拍一个‘我们’的故事。”她说。不分文化、阶级，人类的情感终究相通，镜头内如此，镜头外更是。
Info│黄惠侦 曾任职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中国时报产业工会，以及台北纪录片工会暨秘书长。创作主题以社会关怀为主。2016年的作品《日常对话》，获金马奖提名，并夺下柏林影展中锁定LGBT题材的泰迪熊奖之最佳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