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书剑
经济自由配合英国治理时代的司法制度等其他条件，使香港很早就占据金融中心的地位。（彭博资料照）
香港人步伐快、目标清楚，往目的地迈进的专注，很容易就凝结成冷漠的形象。在部分热门茶餐厅候位抢位能领略特殊的香港经验，餐桌上肩靠肩的连续点餐，再填进新的顾客后，即使拥挤得塞不下一点优闲，也依然不会发生送错菜的尴尬；自然形成的效率与速度，也贯穿在香港的大众运输上，看着从山腰斜坡高速疾驶而下的小型公车，不得不令人惊叹司机大哥技术的纯熟。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香港的经济标签，“东方明珠”的经济发展是以开放奠下基础，也与金融脱离不了关系。金融及保险的产值，总是占了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而贸易额则约为生产总值的三倍，二个面向都有国际化的特色，因为无国界的金融流动、供应商与需求者都来自全世界，竞争的就是效率与速度，也培养出面对不同利害关系人时的务实身影。
经济自由配合英国治理时代的司法制度等其他条件，使香港很早就占据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香港是经常的全球第一名，二○一九年是平均分数唯一达到九十分的地区，经商自由达九十六分，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不过，司法效能已节节掉队，仅剩七十五分。若把“经济”去掉，只看“自由度”的排名，香港就更为落后了，在另一机构自由之家所做的评比中，最佳是满分一百分，香港二○一九年仅拿五十九分。经济一百分的香港，政治并不及格。
最常被拿来与香港比较的是新加坡，两地过去同列亚洲四小龙，都以经济开放为发展策略、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产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两国在一九六○年后的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亦步亦趋，几乎没有差距；但一九九七年之后出现明显分歧，二○○三年走到新的分水岭，当年每人ＧＤＰ再度交叉，都接近二万四千美元，但新加坡从此加速发展，二○一七年接近五万八千美元，香港则愈差愈远，二○一七年为四万六千余美元。
香港面对的最大变数就是中国。过去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地位谈判时，曾引起数波资金外流，一九八三年港币骤贬，迫使香港-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公布联系外汇制度稳定港元汇价，将港币按七．八兑一美元的固定汇率与美元挂勾。一九九七年后要求港币与人民币连结的声音不断，香港依然以景气循环的一致性等理由，不改钉住美元的制度。香港的疑虑，来自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二○一九年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是第一百名，而在自由之家满分百分的自由度评比，则只拿到十一分。
长期的政治禁锢，在某些条件下未遏制香港的经济发展，中国红利也曾活络过香港的经济活动，不过，香港的金融中心不是建立在中国的制度上。香港-以解决在押中的在台杀害港女之逃犯移送台湾受审问题，想要修改“逃犯条例”，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的国际刑事法律互助，去除香港与中国的引渡限制。港人认为这是港府接轨中国的司马昭之心，因为香港其他法规早有解决与台湾司法相关问题的前例，修法后的自由度将更为限缩。
经济当然不是香港的全部，每个香港人也都有差异，和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当连续排列站在光谱上时，不管是生活态度、做人处世或政经选择，绝不会全部挤在同一点。在政治不及格的环境下，百万港人会一起怒吼，争取的其实就是人性的基本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