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书剑
经济归经济？当然不可能。社经环境稳定才能专心发展经济，政治则是维持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投资人密切观察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变化，不只在乎冲突是否扩大，更关注事件的平息方式。政治力借由资源的分配，已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社经环境；而决策机制一旦转换，经济基本面也可能随之改变。
香港反送中不是经济事件，导火线也非经济因素，但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普遍性的压抑，不仅股市受挫，连结美元的港币，也有随着人民币走弱的压力，各国投资人更屏息以待抗争结果，不讳言有移出资金的准备。做为国际理财及重要金融中心的香港，经济发展正受政治力左右。
希望经济能够跳脱政治纷扰而自由发展，是庶民的想望，也非绝对错误的主张；不管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经济一百分，政治零分”，或鸿海前董座郭台铭提出的“经济进，政治出”，因此都能获得部分认同；但是，却只有在政治真空时才能实现。除非政治考零分，否则不会认为台湾发展经济不必在意外来政治的进入威吓，因为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动用政治力的干扰；香港即使不是镜子，也是例子。
从政治学的分支，演变成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学，经济学科的独立，可能是专业分工的结果；不过，经济学家也总是无法压抑自己谈及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一九七○年间，全球平均经济成长率少有低于四％者，但一九七○年代开始波动加剧，美国且有三年陷入衰退，当时不少人只归因于能源价格的不稳定，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P. Minsky）在其知名的著作中则提出：将不利事件视为外部邪恶力量所造成，可以满足政客寻找坏蛋或代罪羔羊的需求，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经济的未来，由经济的现在往下走；政治无时不想要介入操纵景气，可能审慎或鲁莽，或者专业或独裁，但其决策方式常影响效果的正负面。经济危机可能来自经济本身，或者受政治、社会问题导引，政客经常不急于思考解决问题，而是先想着如何脱身。
看清政治的本质，才能把政治因素融入经济的分析中；而纷乱环境，则常是检验理论的好机会。经济学家凯因斯在一九三六年发表知名作品“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因而促成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着重资源配置的理性分析，另辟总体分析，走向经济政策的研究方向。关心政经情势的他，在评论一九二六年英国国会内自由党与工党可能结合对抗保守党的合纵连横时，曾指出“人类的政治问题结合了三件事：经济效率、社会正义及个人自由”。
三件事却总有矛盾之处。凯因斯认为经济效率需要批评、防患与专业的知识，社会正义有赖无私与爱情般的热情，而个人自由则来自容忍、宽容，并能推崇多样化与独立性的优越，能将没有阻碍的机会让给志向远大的杰出人才。无产阶级政党最可能有第二项特质，但经济效率与个人自由的达成，则有赖经济个人主义与社会自由为后盾。
没有完美的政治主张与策略。当政客以经济为借口煽动民粹，往往不是在为经济发展添加柴薪，反而是把目标放在经济以外的地方；竞选政治职位，而不谈政治，可能吗？更讽刺的是，当政治环境愈稳定，反有愈多人相信“经济归经济”的主张；而在独裁或威权的环境中，却有不少人认同攀附政治阶梯，才能获得经济利益的道理，信仰的是“经济不归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