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学新闻学系、《小世界周报》10月23日举办“台湾罢工预告期，劳资谈判鸿沟？”公民论坛，邀请产业、劳工及官方、学者代表，针对罢工预告期及相关议题进行讨论，期盼借此厘清目前劳资问题，进一步保障双方权益，化解劳资双方歧见。

论坛邀请新北市劳工局专门委员胡华泰、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杨静仪、全国总工会顾问林俊辉、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等作为与谈人，现场吸引不少学生到场，另外，主办单位也透过脸书等社群媒体直播，让无法到场的学生、民众可以一起关心劳工问题。

林俊辉在论坛中多次强调“罢工需要勇气”，参与罢工的劳工最后可能会面临失业、调职、不能升迁等问题，同时他也提到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杰曾说过：“有预告期等于是把罢工权给废了。”罢工的冲击性将会减为零。

胡华泰则指出，罢工需要透过一定的流程与程序，职业工会罢工符合法律规定，过半数的同意未必没有代表性。劳资双方多加协商、厘清争点才是最重要的，若是双方不愿意协商，那有没有预告期又有什么差别？

杨静仪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存在罢工预告期，因罢工对于资方有很大的损失，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大众对此企业的不信任感。再者，政策法规上也没有明确规范罢工的时间，尽管消费者有听到罢工结束的讯息，但是并不代表真的会在这段时间内结束罢工。时间的规范并没受到法规保护，造成消费者需自我承担损失。

对此，林佳和表示，德国、美国法律有规定罢工一定要造成顾主损失，罢工势必会造成雇主的损害，但同时也规定不能造成雇主毁灭。（可提到台湾在扁-时代三次修法中，第二次修法有提到“罢工要造成雇主损失”，但最终无果，因我国参照日本法律）。林佳和强调，罢工并不是毒蛇猛兽，也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为了要让社会更加进步。朝野两党经过十几年的讨论，最终决定不设置罢工预告期，这是权衡得失的结果，并表示各国需要考虑到国家的特殊环境，特别行业的预告期确实是可以讨论，但会有一定的风险，资方可能会因此消灭罢工行动。

林佳和也指出，“罢工预告期”的设置需要考虑到社会的环境及工作的型态。台湾并不是一个适合有“罢工预告期”的国家，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台湾的工会较弱，公会愈弱小愈不适用罢工预告期，资方可能会将带头罢工的劳工资遣，之后伴随着一连串的法律负担及指控；二是台湾只有“禁止派遣”，而没有“禁止替代工作”，这也意味着若是有罢工预告期，雇主可以立即找下一个替代工作的人，因此对资方并不会造成损害。

完善罢工权 修法协商成关键

谈及如何完善的修改罢工权，林俊辉表示法律只是最基本的门槛，并不是天花板，《劳基法》是最低保障，罢工权的运用跟完善仍需要靠劳工自己争取。杨静仪则认为，需要与时俱进，在罢工预告期限制条件的状况下辅助劳工，并且带给资方一定的压力，罢工预告期并不适用各个行业，但并不代表没有讨论的空间，只要现行法规给劳方多一些保障，资方便会有所忌掸。

现今的《工会法》是从民国18年蒋中正时代所订定，虽然中间有经历修法，但是仍带有二次大战前的法西斯色彩。“是时候可以再修法了”，林佳和坦言。罢工纠察线的规定远远不 足以判断此罢工的行为是否过当，就算过当了，我们也没有相对应的法律规范。造成罢工案件的因素很多，法律并没有办法周全。

林佳和直言，最重要的是坚守以下几个原则——国家中立原则、罢工有效性原则、不得毁灭契约原则、危害第三人的紧急工作需要维护原则。此外，他提到，教育式根治的方法，并列举德国从国小三年级就教育孩童应支持罢工，从小培养国民的对罢工意识与尊重的态度。最后，他认为在劳资双方间找到平衡，并且制造双赢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最后，有许多人希望-可以从中介入罢工，但是这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比起-直接介入，更重要的是使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并且产生协商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