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中国经济成长率是否需要“保6”、能不能保6成为焦点话题。中国学者余永定大声疾呼，不能让经济成长率跌破6%的界线，并主张中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没有太过，而是退得太快。

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会委员、经济学者余永定撰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提出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成长下降若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

2019年第3季，中国经济成长率6%，创下1992年以来最低。自2010年第一季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毛额（GDP）便主要呈现逐季下跌趋势，只有少数几季反弹。

他说，GDP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而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他表示，GDP和GDP增速几乎是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就业形势也变得更加严峻。

面对中美经贸冲突，他认为中国此时更需要提振内需带动经济成长，对冲外部的不利环境。

他说，官方决定经济成长速度目标应该看两个指标：一是通货膨胀，一是-财政状况，从这两者看是否允许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外界反对中国使用、或认为至少应该慎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因，主要包括：地方-债务已经太高、公司杠杆率太高、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太高，以及扩张政策会鼓励不良债权、鼓励影子银行的发展。

但余永定认为，这些论据都要“反思”，不要过于高估计其严重性，“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他表示，只要能够稳定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准上，无论当前财政状况有多糟糕，国债余额对GDP的比，最终一定可以趋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准。

他还说，中国有大量-能掌控的净资产，在-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些财富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对于外界在中国财务问题上的忧心，余永定提出不同思考，认为杠杆率应该多少没有标准；中国的储蓄率高、资本市场不发达，相对其他国家必然会有更高的M2/GDP比率；财政赤字占GDP的3%规定也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对这些问题要警惕，但不要“自己吓自己”。